作者 梁建章

7月22日，中都城会和小城镇革新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生齿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五评李铁的“中国生齿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起主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反驳过的观点，李铁在最新回应中仍然重弹老调。好比，李铁说：“根据联合国总和生养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生齿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范围下，中国可能仍然碰面临着就业困境。”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生齿范围与就业问题没有显著的相干关系。但李铁视而不见，一再拿生齿范围来作为就业难的来由。

李铁说：“如果就生齿谈生齿，而忽视了生齿总量、生齿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度财政能力和大众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生齿危急’论。”那么，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就重点谈谈中国的“生齿危急”问题，以及我们是否放大了“生齿危急”。

中国面临的低生养率危急

中国的生齿危急，起首是低生养率危急。生养率是反应未来生齿趋势的焦点指标。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养2.2个孩子，才能维持孩子数目与其怙恃辈持平。

根据国度统计局数据，2019年出生生齿为1465万，生养率为1.47，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如果我们分析孩次结构，就会发明中国未来的生养率面临快速降落的趋势。

根据国度统计局数据，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到达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生齿比例达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统计局给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准确的，那么可以计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数593万；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数835万；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数37万。

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据目前的生养意愿趋势，生养了一孩的家庭终极可能只有一半会生养二孩，以是在生养状态稳定时，二孩数目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二孩生养聚集效应，2019年的自然生养率只有1.1左右，也就是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

中国从2016年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养聚集效应预计在政策实行后的四、五年之内开释完毕，之后中国的生养率将降至1.1左右。

我们是否放大了“生齿危急”？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二孩生养聚集效应竣事后，中国的生养率将降至1.1左右。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度和地域的汗青经验、中国各种生养意愿观察以及现实生养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态变化照旧生养举动的分析来看，即便立即全面放开生养，中国生养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因此，中国的生养率在未来很可能会低于1.1。

纵然乐观地看，未来全面放开并勉励生养，不但可以或许保持1.1的生养率，甚至还能稍为提升到1.2，中国未来的生齿总量也会不停降落。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养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生齿将降落到6亿左右。而根据联合国在2017年对中国生齿的低方案预测，2100年中国生齿将降至6.2亿。

更严重的是，只要生养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生齿萎缩将一直连续下去，除非大量引进外国移民。但中国显然不可能依赖引进外国移民来解决生齿萎缩问题，以是要防止生齿一直萎缩下去，把生养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就是不可制止的选择。但我们请问李铁：有何种要领能把中国的生养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对中国大陆的生齿状态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域多年来都在鼎力大举勉励生养，但现在的生养率无一破例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日本在鼎力大举勉励生养的情况下，生养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日本宰衡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养率危急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纵然安倍把低生养率危急称为“国难”，也没有谁指责安倍是放大了生齿危急。可以预料，未来中国的低生养率危急比日本更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实在不是我们放大了生齿危急，而是李铁根本没有熟悉到中国面临的生齿危急。

长期低生养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长期低生养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起首就是生齿老龄化水平不停升高，劳动力数目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目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长。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度之一，而且会不停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度财政和经济活力。

低生养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职位。在革新开放后，中国仰仗着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生齿的市场范围，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并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生齿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生齿，中国生齿将彻底失去生齿上风，经济终极又会被美国反超。

低生养率还会削弱中国经济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生齿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降落。

生齿政策应根据生养率的变更举行调解

李铁说：“我的观点是，生齿政策应根据生齿出生率的变更举行调解，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养政策的初志。”

我们基本同意“生齿政策应根据生齿出生率的变更举行调解”这句话，但认为把这一句的出生率改为生养率更合适。

出生率与生养率有何区别？出生率是指某个国度或地域在某年每1000人对应的活产婴儿数，出生率的计算和使用方便而简明，但它没有思量到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生养坦白接与育龄妇女有关，因此，生养率比出生率更能展现生养水平的变化。

举个简朴例子来说明出生率与生养率的区别：有两个村子A村和B村，生齿都各有1000人，但育龄妇女人数不相同：A村有400个育龄妇女，B村只有200个育龄妇女。2019年这两个村子都分别出生了20个婴儿，那么这两个村子的出生率是相同的，都是20‰；但生养率并不相同，A村的生养率只相当于B村生养率的一半。

那么，中国的生齿政策是不是根据生养率的变更举行调解？下面我们往返首一下中国的生齿政策汗青：

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养事情的陈诉》，开启了计划生养期间。随着计划生养推行，中国生养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0年的2.3左右，已经靠近更替水平。可以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妇女教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养率将会进一步降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时就应该放宽生齿政策。但事实上，中国的生齿政策反而进一步收紧，从1980年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中国的生养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生齿普查显示中国的生养率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一直到2013年，才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可见，中国的生齿政策调解远远滞后于生养率降落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中国有参考意义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域以及新加坡和伊朗的生齿政策，这些国度和地域都履历了政策重复：在面临高生养率时，实行过节育政策；在生养率连续走低后，又转而稳定生养水平并终极勉励生养。日本、韩国、台湾地域、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节育政策，政策分别连续了25、34、26、18、13年。其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域分别在停止节育的20、9、15年后开始实行勉励政策，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养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勉励生养。

下表显示了部门亚洲国度和地域生养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养率，其中，日本在1974年生养率降到2.05时就停止节育政策。相比之下，中国的生养率从1991年起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快要30年，不但没有勉励生养，甚至仍然在处罚生养三胎的家庭。

表1 部门亚洲国度和地域生养政策改变前后共5年的生养率

注：中国台湾地域的数据来自台湾户政司，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新加坡和伊朗的生齿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养的同时开始勉励生养。

上表显示，这些国度和地域在停止节育时前一年的生养率都在1.6以上，除立即勉励生养的新加坡履历了生养率小幅反弹外，各地的生养率整体都在继续走低，而勉励生养的效果都不显著。相比于这些国度和地域，中国大陆的低生养率危急更为严肃，未来恢复正常的可连续的繁衍状态越发困难。

中国的领土面积和生齿数目远多于日本

李铁说：“中国革新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生齿，已远超日本总生齿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生齿，这说明中国对这部门劳动力的吸纳已经到达了一定极限。”

中国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5倍，中国生齿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1倍，那么，中国革新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生齿远超日本总生齿数倍，又有什么希奇？现在中国的都会化水平远低于日本，中国的都会理应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生齿。农村人进城事情，他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自己就给都会创造更多的事情岗亭。

更多的生齿并不意味着更低的效率

李铁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生齿、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照旧以优质的生齿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李铁如许说，实在是假定更多的生齿会降低效率。我们在此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夸大生齿质量比数目紧张，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目对立起来，但实在生齿数目与生齿质量可以相辅相成。由于范围效应和集聚效应，生齿增多，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并不会降低人均收入。另外，提高现在过低的生养率，也有利于改善生齿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少的生齿和更低的效率参与竞争，照旧以更多的生齿、优质的生齿结构和更高的效率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庞大的生齿范围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上风因素

李铁说：“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生齿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在李铁看来，中国“生齿过多”，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劣势因素；但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生齿范围，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是一个上风因素。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生齿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性因素。回首世界汗青，在每次技能跨代升级之时，大概会有一些生齿小国依附效率和机动性方面的上风占据先机，但在充实交流形成新的经济平衡之后，终极决定各国兴衰的照旧各自的生齿范围。在已往数百年内，世界强国的更替顺序重复印证着上述纪律。

在近代世界性强国的名单中，我们先是看到数百万生齿范围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是数万万生齿范围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再然后是数亿生齿范围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历程中，一旦生齿更多的国度开始步入正轨，生齿较少的昔日霸主每每会被边沿化。

生齿不是酷寒的数字

李铁说：“生齿不是一道简朴的算术题”，我们也同意这句话，同时还要增补一句：生齿不是酷寒的数字，每一小我私人口，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已往的计生事情，却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主要目标就是控制生齿数目。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政府应该尊重民众的生养意愿，帮助民众实现自己的生养愿望，而不只是把民众生养当成实现国度目标的工具。

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少生和不生的权利。真正合理的生养政策是让民众完全自主决定生养数目和间隔。在超低生养率趋势严重威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连续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则有责任勉励生养，也就是创造各种条件，让平凡家庭可以或许更久远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顺遂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在税收、教诲、法律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平凡家庭乐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养得好孩子，每个家庭和整个国度才有优美的未来。